界》，并于次年出版。这部长达1200余页的巨著是他一生学术

思想的总结。他在书中一方面解答了形上学与知识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则

着重论述了“生命存在”与“道德自我”之关系。在他看来“生命存在”涵盖着

“道德自我”但绝不等于“道德自我”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他认为，生

命存在表现为种种心灵活动（而道德活动仅是一个方面），相对于不同的心灵活动

遂有不同的境界。东西方不同的学术派别和宗教派别，都体现了人类心灵活动的不

同方面和层次。尽管表现有所不同，但都是同一生命存在的展开。基于这种认识，

他依据生命存在之三向，拓展出心灵之九境：初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

功能序运境，此三境重在客体，周觉他境，是人之心灵相应于客观境界的个体、事

物的共同性相、个体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分别形成的；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观照凌

虚境、道德实践境，此三境重在以主摄客，属自觉境，是人之心灵反省观照主观境

界的感觉活动、理解活动及道德理性的实践要求而分别形成的；后三境为信仰上帝

的归向一神境、皈依涅槃的我法二空境和以尽心、知性、知天为归趋的天德流行境，

三者皆为超自觉境，是人之心灵超越了主客之相对，属“以主为主”的绝对主体境。

在这里，他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归趋的道德实践视为人之心灵的最高境界，从

而肯定了道德自我在人类心灵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这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儒者

的最后立场，此书既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结晶，也标志着他哲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完

成。

唐君毅是一位仁者型哲学家，一位一生践仁尽性、躬行实践的当代儒者。其一

生抱负宏大，常以“天降任于斯人”自省，无论其为学与为人，皆体现着对中华文

化及吾族先民所开拓、生活的祖国河山的深深的爱。他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中曾说：“我对中国之乡上与固有之人文风教之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

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这种爱是深沉的，厚重的，也是广阔的，博大的，

至死不渝到了“痴心”的程度。1976年，他对学生谈及《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时，

两眼湿润，泫然欲涕，他在去世前重述1957年赴美与已故著名哲学家威廉柯敬谈中

国文化的沦落的情形时，禁不住怆然下泪。当他听说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

大量文物遭毁时，忧心如焚，并为孔子遭到批判而感愤不已。而当他去世前一日在

病榻上听说大陆《历史研究》上刊文开始恢复孔子名誉时，激动不已，顿感欣慰，

甚为中国文化之前途而庆幸，并将自己的著作立即检册分装成两套，寄送给北京图

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他因局处港岛，常自叹如“花果飘零”只能苍茫北望故

土，而对中共多有批评，但他绝不似其他许多右派人士那样完全否定中共，而是批

评中有肯定，有希望。他经常对新亚的学生说：“一旦中共政权变得开放，则新亚

培育出来的学生，大可回到祖国的学校中去教书，提倡人文精神。”观其一生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