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它们向历史里退化地推回去。社会主义可以视为修正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在技术上讲,仍是接受这三个基本条件,只是所有权不同,私人资本受节制而已。
这些历史资料,可以给我们治明史的人相当的警觉。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传统强。国际贸易不容易给这国家以重大的压力,促使它改变传统的组织和习惯。明代嘉靖年间的御倭战事,即表现传统的农村经济,仍能抵御新兴的商业组织。万历年间中国已经与新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事力量直接接触,虽然没有节节战胜,到底闭门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两百年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已经展开的情况下,挟着轮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够以技术补助长距离之不及,以极紧凑的组织克服数目上的劣势,使明朝以来所提倡的内向性格和非竞争性的组织,无法存在。我们谈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基本原因,无非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们指出明朝组织的守旧落后,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言。倘使不顾它以后的后果,写历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会写得值人赏羡。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间,没有一个带兵的将领拥兵造反,读书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维持,其优闲世无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写的小品,称“冲淡”但是这和我们的处境相去太远。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赞成传统的习惯,认为外国有的事物,中国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这两三百年既有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印象无非“有好几多人赚了很多钱”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
第四,在大历史的观点看来,清朝因袭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归原的改革少。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例如1632年(崇祯五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个县全部拖欠《崇祯存实疏抄》(1934版),2,72~89。。这情形不是全国没有担负这赋税的能力,而是因为用兵加赋之后,这国家在技术上已无法管理。原来朱明王朝的财政组织,不以银两为基础,而以实物为基础。税率低、公费少,军队又用卫所制度自己供应一部分消费,一到 16世纪,很多地方情形已与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于没有一种庞大的政治力量,足将全国大规模地改组。其实行“均徭法”及“一条鞭法”都是各地以迁就的态度作局部的更革,不过再度增加最低纳税人的负担,不变更中央法制的形式。这种组织,本来脆弱,而全国银两,总数有限。16世纪下半期张居正撙节公费在内外仓库积银逾一千二百万两,各地即有银根紧缩、物价降低的趋势。何况17世纪初用兵于辽东,银两原应流行于南方,至此搜括使用于极北,而北方不是用银的地带。从熊廷弼的报告看来,各项物资不足,大量银两入境更只使物价陡涨见程开祜编《筹辽硕划》(1620版),44,24。。监察官的报告,也是说明大批银子送到前线,还没有发生功效就立即内流。而西北流寇作乱,更增加备兵筹饷的困难。
明代的文官组织,也达到了无法管制的程度。万历(朱翊钧) 的不亲朝,天启(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贤,和崇祯(朱由检)的刚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离散,造成地方政府质量全面降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