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3)

此zhong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则因为文官集团，有皇帝支持，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对于纳税者个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而欧洲中世纪虽称“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zhong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义dao德的名目，作为更变的张本。两方如有争执，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如此才能培养司法独立的传统，中国chang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可谓未曾经过这zhong阶段。

永乐之征收田赋，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因为永乐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兴土木，全面创建北京为帝都，令郑和率艨艟ju舰下西洋，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只有少量逾额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为证鉴。洪武所定“均工夫”农民应于农隙时应政府征召，zuo工三十天，工匠则于三年之内服役三个月《太祖实录》，页1060，1671；《大明会典》1891。。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bu延chang为六个月，而1410年政府报告内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逾年未归”《太宗实录》，页0836，1435。。《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dao远，加耗滋多” 《天下郡国利病书》，611。。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ju。本文之旨趣，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入见于官方账目者，一般均低。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一般所以称赋重者，乃赤贫者不得免税，无法推行累进税制。贫农无从借贷。经手人额外多征，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全由上级zuo主，对下级之权力，可以完全漠视。永乐一生经历，虽可以“君主专政”概述之，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chang久的习惯，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gen据。此zhong习惯及gen据，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现代，国家之统计数字，因未经过独立的司法机关的“照磨”(这系明代名词，其字义不言而解)与留难，无确切的价值。

(B）馈运北京粮馈运北京粮，亦称“漕米”即系田赋征实内的米粮，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内漕运到达北京的数目。其记入《太宗实录》始于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1415年之后，则波动较大。如1415 年超过600万石，1417年超过500万石，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

图表二永乐年间

馈运北京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其正确xing反而可靠。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因之运数经过统筹，极易固定。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支运”也就是“接力运送”以淮安、徐州、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各设米仓，以便囤集。于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给与分pei，不必在一年内两造对销，而可以在次年内jiao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则入北京者少，与其总运数无关。 1420年馈运数少，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而1421年元旦，永乐正式迁都于北京，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馈运粮少，也是必然趋势。

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北京，供给官员军匠，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是为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