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派金宏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于1885年1月9日签订《汉城条约》，要点如下：

1、朝鲜修国书致日本，表明谢意（后来高宗致书日本皇帝，说明“甲申政变”几使两国失睦，表示惋惜，并感谢日本顾全邦交，派井上馨来朝鲜会议事）。

2、拨款11万元，抚恤遭难日人遗族及负伤者。

3、捕拿杀害日军大尉之凶徒，从重正典刑。

4、日本新建使馆，由朝鲜支出地基房屋，并支拨建筑工资2万元。在日使馆属土地建日本护卫兵队之宿舍。

《汉城条约》的条款，没有像《济物浦条约》那样苛刻，这绝不是日本侵略比过去宽大仁慈，而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形势不利于日本，且中国在朝鲜势力增大，未便过事苛求；另—方面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申政变”的情形，使井上馨不得不故示“宽大”速求订约，以洗脱竹添挑拨政变的责任。

《汉城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在不利形势下运用狡诈外交的胜利。像《济物浦条约》一样，它再一次强迫朝鲜“赔偿”“惩凶”企图威吓朝鲜人民屈从于侵略者。《汉城条约》更深远的意义，是通过这个所谓善后条约，实际上是否认了日使竹添策划政变的罪名，在政治方面作用很大，同时也替后来中日谈判事变责任准备了有利于日本的条件。

《汉城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引起的日朝间的善后问题。但是，中日间仍有苦干问题悬而末决，主要的是撤兵问题和两国军队冲突的善后问题。日本改府内部对解决中日问题议论纷纷，据驻日公使徐承祖的报告，是“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政府举行会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方式，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来中国谈判善后撤兵问题。伊藤博文行前向徐承祖表示，他是一贯主张中日“和好的”请中国政府不用怀疑“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正视”这些甜言蜜语，是日本外交家惯用的狡诈手段，旨在麻痹清政府的注意力。他们在中日亲善和好的外衣掩盖下，实现侵略阴谋。

伊藤一行于1885年3月间抵中国，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言纷纭，都相信日本是乘机要胁，可能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徐承祖于伊藤起程前给李鸿章的电报，比较能猜透伊藤来华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图迫使清廷惩办吴兆有、袁世凯等，将竹添的罪责转嫁于中国驻军，并使中国驻朝鲜官员将来不敢轻于开罪日本。至于撤退中国驻军，更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鲜侵略活动的障碍。

在中国方面，关于惩办在朝武弁一点，清廷自始即认为吴兆有、袁世凯所办并无不合，绝不允日本的要求。后来李鸿章与伊藤对此事责任问题，反定辩论，日本的讹诈没有成功。关于中日撤兵一点，是李、伊天津谈判的中心问题，其影响极为重大。早在“汉城条约”签订后，井上馨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到撤退中日两国驻兵问题，清廷认为中国驻兵朝鲜在保护属国，且经朝鲜王屡请留防，中国在道义上没有撤兵的理由。但是，李鸿章则是主张撤兵的(在日本撤兵的条件下)。之后，李、伊谈判又由撤兵问题谈到了两国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1885年4月16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其约款如下：

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