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同见，自傅文忠公始。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尚迟回，不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为大臣，岂应此？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侍郎。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颇。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承大统考实》云：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来。上谕中说：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见，时谓之晚面云。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于情理之外，虽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乾隆朝军机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河东盐务时，将其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