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2

上面说过，宋朝继续李唐王朝扩展的趋势，乃是自“租庸调”到“两税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实际上是放弃已经行不通的虚文，接受现实。况且所谓“两税”也还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赋税的税率和抽税的程序早已落入各藩镇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军官自动抽税，自动供应他们的bu队，因之他们的地盘成为世袭。然则政治上的分割，无碍于经济上的发展，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间的五代，只经过五十四年，并没有chang期间的大扰luan。以后赵宋王朝统一全国，也是将各藩镇间的兵权税权接收过来，用不着对社会ti制作全面改革王赓武(Gung-wu，Wang)，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の支peiti制》，《史学杂志》61（1952），4∶;6∶五代在中国财政史上的贡献，也可以从各地方志中看出。。

宋朝创业之主赵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时的军官，由bu下将领拥dai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国另开门面的趋势。国都汴京就是一座商业城市。这新帝国提倡商业，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bu门下工夫，不以重新分pei耕地作创立新朝代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袭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国家。从制造兵qi到筹设仓库带兵作战，好几个皇帝都亲临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国传统帝王之家一样以仪礼代替行政，嘴里歌颂仁义，而实际争夺皇位屠杀功臣。他们又已看清当前使命是规复中国版图之内疆域，即驱逐契丹之辽及羌之西夏；他们自问以南方的生产能力对付这问题绰绰有余，其方针以经济动员为前提。

但是其结果则与想象完全相反，不仅契丹不能驱逐，即和西羌作战也受了大规模损失，好几次丧师辱国。1060年间王安石的新法行，原来希望将财政税收经过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军事力量，无奈事与愿违，新法一颁布就发觉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于骑虎难下，难能立即取消成命。经过神宗(赵顼)、高太后、哲宗(赵煦)、徽宗(赵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罢王安石、用司ma光、罢章惇、用蔡京，所谓“熙丰小人”、“元祐党人”正符合“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评论，一直闹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来，这“王安石问题”主要的是技术问题，不是dao德问题刘子健(James T盋盠iu)，在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瞫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书中提及新法可能在社会上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中国传统理财的办法，培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低税率广泛地全面征税，无独立的司法机构，足以保障执行法律时，全bu不折不扣。其利用监察制度，也只能希望施政时大ti符合民心众意，所以以dao德为标榜。如果照现代商业型的理财办法作基础，则必须尊重私人财产权，不能法律条文上已经有成例的时候又半途加入dao德问题而添削增减。而且只希望政府人员守法仍不够，一定要使尊重私人财产权的观念，成为社会风气。北宋的财政集中，本来就有现代化的趋势。王安石的措施，更有骤进财政商业化的宗旨。如果新法行，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它不能在动员供应军民时大小事项全bu由衙门吏役自办，而必须民间服务的机构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那么它们的公司法、破产法、继承法等等，至少也应有现代民法的chu3形，这些条件不能在当日文官组织行得通，也不能在中国社会里行得通。

所以我们批评王安石，不应因他的思想目的和我们今日经济见解是否相符而预作结论，一定要看当日社会组织结构才能定夺。这样看来记录俱在；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还不能完成。“免役钱”先在农村里强迫实行金rong经济，这金rong经济在城市里反行不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青苗钱”无银行在后面作gen本，无法监视借贷者的权利义务，县官以整数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