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台。如果外国有涉之意图，则索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存有”（Supreme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of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方面的观察，很难写此中确定的历史。

路易在华内被截获，送回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决计划逃亡的人了事。但是法国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亡国外。这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间的一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亡者两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消极的国王也不可得。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封建义务解除，人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纸币，称为“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各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于霸占，又有一些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地的内战”

1792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计划和一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of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月反动”（Thermidorian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大擂，要求增他们的特权？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之脱胎换骨。而这动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所以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Constitutionofthe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参与。他的让步并非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黎既到粮恐慌，又不知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分代表之护符。

提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影。

这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关系的情形解释：

所以从各非人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煽动革命情绪。此后，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黎的动一开始，旧制派往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问题也一度解决，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台上之不断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了法国内的分裂。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犯天渎神的政府误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奔，近因在宗教。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将旧有制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Dic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所以旧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黎群众首先冲伤病军人大厦，取得膛枪32000支，随后攻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与火药，解除这要对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攻贵族的堡垒。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经验一看，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会。本书接受这观，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行动的动机。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持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tive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Co女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预示此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贵之野人”（NobleSavage）。其为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边在观赏断台上的血，甚至投

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分，早已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可增税、何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的问题，例如以后风加，贵族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粮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耕，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对策。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黎巡视，希望抚众情，10月5日仍有黎街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黎群众影之下，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