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上。因为单独的“”没有意义。单独的“”无无底飘浮不定，风一来就满天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却去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神，自由思想”？

我们想清楚了吗？

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去的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之所以总是“”总是想附在某张“”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衷于济世衷于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有一“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意义情结”

然而知识分之所以是知识分，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如果附在某张“”上，哪还是“分”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的称号，就得持独立立场；要想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上；要想不附在某张“”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持“自由思想，独立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去连“意义”都不要？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