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康生待遇稍好一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经的面，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怪”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平之，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虎，两人又观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然是“风”但如此之巧对工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故龙争虎斗枪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枪。

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寅恪迎敬重的是陈毅。他得到的情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得到的回报是“不同然相知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为师者的那一份慈”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八斗学富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火不容又都风儒雅德望重，也就只能寒喧多于，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谓之“壬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风”虽是笑话，却有意存焉。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孤傲、格怪僻了。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时”这显然是讽刺从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列主义，炮制新八。其中，便不乏年事甚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1949年时六十九岁，当然是“白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籛的面，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加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恣意评人，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泽东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而他的大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过这钉？于是他就来了个“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论再生缘》的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对那些一心想要“眉样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恶痛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