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的同学在“九一八”后遭到了国破家亡的重的痛苦，也遭到了因为饥饿、亡而更一层的欺骗与压榨。

静霎地想起来，一定是怀念卢嘉川的那首诗被他看见了。因为那是在江华门以前，她只随便把它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想到这儿，她脸红了。她拉起他的手，把自己的脸贴在上面，低声说：“你…不怪我吗？我不会写什么诗，只是、只是为他，为你的朋友才写过。我愿意你能了解我，不生气。”

“不但知，而且还看过。”

“妈妈还在吗？”静轻轻了一句。

有？”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起这个来。

“什么？许宁说是上陕北，怎么又被捕了？”

这颜婢膝的讲话刚完，接着秘书长又换了腔调骂起街来。他说：“不怕死的小们！你们有骨，是他爸爸揍的，直接拿枪去打日本呀！么…么在学校里穷捣！”

“他没有走。党派他到东大去帮助工作。他是和我在同一个晚上…他墙后，躲在一个人家的大姑娘的被窝里被捕的。”

接着，堂堂大学的大门就被武装军警把守起来。学生们成了囚犯，不准。但是他们在校内依然毫不畏惧地展开各国的活动。于是，又过了两天…在十二月十一日大雪纷飞的夜里，更开来了大批东北宪兵把学校团团包围。

“四年不通音讯了。”停了一下，他忽然睁说“我都说了些什么？脑迷迷糊糊的。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你，许宁又被捕了。”

这时情况更加严重了，斗争更加张了。江华、许宁和东大党的负责同志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由学生组织起来的纠察队来报告，大家虽然立刻知了这个恶劣的消息，但是黑夜沉沉，大雪纷

“你怎么知我写诗？”静有儿惊异。

为了求学，为了学校“赐给”的两餐茶淡饭，他们饮泣吞声忍受了四年的隶生活。当“一二九”那天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各欺骗与威吓，毅然参加了游行示威归来之后，立刻一幕幕的丑剧就在他们面前排演起来了。

东大同学刚刚游行回来，就被集合去听学校当局的堂皇的训话：“同学们，告诉你们，刚才已经有两个日本人来过咱们学校了。他们问我们还能约束学生不能？要是不能，他们可要直接约束你们来啦！我们赶说：‘能！能！学校当然能！’”

“不累。我们应当多谈谈心。”江华微笑着继续说“静，没有党，我也是没有今天。是党挽救了我这个狼儿。从我当学徒起，党就在培养我、教育我，后来我了党办的中学受到更多的教育。什么时候一想起我妈妈生了妹妹以后躺在床上那张惨白的着泪的脸，我就想，这个罪恶的社会必须改变！”

江华没有说话。他的脸是宁静的，单纯而明朗的。只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同志，遇到这场合才能有这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静，你刚才说过…我们的痛苦和乐都是共同的。一切都没有两样。我只是随便说说，你不要误会。我很兴你能够写诗…好，再说别的吧…咱们难得有这么个闲谈的机会。你常问我过去的生活，我总没机会给你说。现在，我来说一给你听好不好？”他了一气，把静递给他的开喝了几，仍又倒在床上闭起了睛“我爸爸是个印刷工人，一个人供养五六个孩和我妈妈。平常还好，一遇到失业或厂里欠薪，我们全家就要挨饿。我十二岁那年了一件很不好的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对不起妈妈。你看我现在还算老实吧？可是小时候，我是个调鬼，是个好打架的小瘪三，放了学我就和一伙小捣在上海的堂里逛。十二岁那年，我记得妈妈又养了个小妹妹，爸爸正失业，他去奔走职业去了，没在家，妈妈生了小孩躺在床上没人。别的孩都小，我是最大的，她叫我向邻家去借米煮稀饭给她吃，可是，我却跑到街上找伙伴们胡闹去，把这个忘掉了。我和伙伴们到码上抢些破烂东西填饱了肚，却忘了妈妈和弟妹们在家堂挨饿。黑夜里我玩够了才回家，发现爸爸还没回来，妈妈一个人躺在床上着泪。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她的脸像死人一样白。三个弟妹也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睡着了。当时妈妈没有说一句责备我的话，可是，她那悲伤的面容给我的印象却永远忘不掉。我哭了，我知自己了坏事。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变了…”他睁开来，疲惫地打住了话。静轻轻地给他揩去额上的虚汗，小声说：“华，今天你太兴奋了，说的太多了。歇歇，不要张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