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国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至桥设伏。

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守，援军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周，得由刑主事调兵职方司。明朝兵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科、(白)广恩先后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战连败，饷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走还宁远，至桥遇伏，大败，仅以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告，新甲益趣承畴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关监军。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国，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皆言其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指杨振)昔年殉难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卒。

杨国阵亡之，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兵。

杨国之败，不独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桥，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