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