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
，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
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
大历史的
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
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
文章，可见他们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
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
。他们从大历史的
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国的“潜
艇夹
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字，表示我现在为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
，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
神，增
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雷同。况且二次来后，
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
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
，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光放大，才知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界，才看得来。
中国以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德的
源。这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
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国时下的趋向。以这见解看中国，更要
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
信国立国神有伟大的正义，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
调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人至于将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
，才
现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
迁的影响，满
脑充满着传奇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
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
很多左倾名，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
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 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
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
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
迫，
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
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
其境的历史事
，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