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是我第三次到剑桥，这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没有一个的看法，就不免开始觉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资本主义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说明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卖劳动力，兹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我们也可以据一般习惯，泛指之为克思学派。)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神。［我们也可以说韦伯(Max Weber)正面支持这神，唐尼(R盚 Tawney)在支持之中提疑问，而桑特(Werner Sombart)反面讥讽这神，同于这畴范。］还有一类则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经济，资本主义授权于批发商，使他们预零售及制造事业。(我们也可以说，大凡不属于以上二类的，都有接近第三类的趋势。)

的事迹，一有都有，四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银行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日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 Ressance，Trans-Alpine Ressance和English Ressance的层次，时间上和上述商业银行的展开大致符合。李约瑟成的观念，已给他书中结论赋予方针。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因素，互相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 (irreversible)，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国的更换朝代，反可以看为小事了。可是至此这还是一个极笼统的观念，和我们想一针见血地指两方为何这样不同，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否有一个基本的原因，还是相去至远。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济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无不要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以上写作的专家或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有些地方欣赏资本主义，有些地方否定资本主义，都不于“内在人”(insider)的立场，这就和我们准备采取一个独立的外间观有很大的。因为着的不同，也影响到技术上对材料的取舍，尤其对它们的综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径。

为什么这诸百家的学说，竟没有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足以依赖采用呢？

1974年我趁学校里给我带薪休假的机会再去欧洲，这次又在大陆游历一次。李约瑟所收藏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我们既已决定前述大规模、长时间、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已经牵涉了各人文因素，则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过是这多面之一面，而它又与卷七节四十八所揭橥的经济因素最接近，也和中国历史里的“货”有关，照理这些资料应当给我们的问题作快而直接的答复，事实上却又不然。我看过李公的文献，又到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更经常到凯易思学院(Go女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时李公任院长)贴邻的几家书店里寻觅新书，翻来覆去，虽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竟始终找不到一解说，可以作节四十八理论上的据。

比如说李约瑟和我对于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相当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战中丧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采取欧洲的观，认为资本主义的各因素早已落地生。我们则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讲，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并且这运动由海洋的国家作先锋，它的组织和大陆的国家不同。所以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商业上的习惯因素分成小条目，编在欧洲事章节之后，和我们所说“时间上的汇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们采取最简捷的解说：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商人有一千两银的资本和同时间一个荷兰商人有一千两银，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上讲，因两方社会结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