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RheinischeZeit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