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咏观。难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预。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落侵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土地经常移动，于咸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都有继续沉浸在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泥注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

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作外上的涉。据他向朋友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败名裂？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动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会到这观念的源远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bishop，no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僧侣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面国家之首长。

从一个历史家的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制（ancienregime）的遗，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威权皇（authoritative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只能当作一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据，华立罗与造船厂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华立罗的脑与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工人的地位。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可（San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的，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这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倾向，已经被孟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着“自由的构造”（free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上述意见时，各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没有限制。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extensionof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