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能有人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河山仍有人６000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剧烈的挫折？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皇帝说起。

《宋史》“货志”内中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２00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0万。可是他没有指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买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000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尚有川引、湖会和淮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通量增加３２.５倍。但是会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00年之后有提到３４0缗，７00缗及１000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00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通壅的条件下，则

我们今日提贾似的故事，即是指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佚，而大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价再度上涨。《宋史》“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都已痛恨他骨。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卫警戒的军官叛变，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队改编，当时戡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00年。他作书时也去可波罗赞羡中国时约５00年。《原富》就已提中国虽然在５00年前人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