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人与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综合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切切。传统中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德观念阻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光放宽，即以《宋史》“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概念，知现代金经济，需要详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质的门，包括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的门如货币及资之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服务愈为松懈空，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理。传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三策，仍称江南之兵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时，其人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时曾称辖人达４５00万，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税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理。“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府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持小自耕农的经济制，计税，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纪中国将南方的利丝茶瓷漆的生产发展到最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之世界各并无逊，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之一小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之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北方，银两仍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宋朝并无资缺乏的征象。《宋史》“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里仍“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所以他对徽宗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