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解说，都有牵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所以从各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悉人力和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安禄山能，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

，使女以彩舆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得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统，好像这些事也是安史之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恐怕文臣相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资源的分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这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骑”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有如７４７年仙芝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别”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队，以蕃兵为主已非一日。如言匹，则除私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市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辙偿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就，这修谷的供应，大都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纳，但是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其纳，而不致另主意，以令人民买僧度牒，即是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