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不。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在什么地方，直到阅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有些石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九尺，最小的不逾寸，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者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术展览，也是通俗的博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而将金碧辉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然无存了。

并且有则有。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经说明没有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论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比裴顾的唯论又更一步。这议论于公元五世纪时提，也是不同凡响。我们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存一毅的力量，这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用。也只从这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之所由来。

话再说回，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很雄厚的力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沦亡。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业为姊山公主置面首３0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也”同样被斥为无，也同样被称为这纷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他们都是２0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在，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淹没，如果真的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系用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带迫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已经发生了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自力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之摈击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调佛教在中国分裂期间产生一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urWright作代表。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0亿年之后，太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产生一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