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痛医，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李固，也是世家，官至太尉（军政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或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在个人恩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循吏列传举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到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调这是社会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万事实的工。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为大将军者何作对。可是何还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在家里产生。

３00年，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完全据经史，并且调孔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于桓灵之间的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召董卓的番兵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故之后。公元２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舍人，他将学术传于孙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即顺帝刘保）读书。曹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而曹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资都产生于现存系之外。